清明节回老家，绕道过了长江，看望我的两位先生——时先生与事先生。
事先生的脾气，这方圆几千里，人家没有不知道的。时先生的本事，上下几千年，却只有少数几个人晓得。时先生性子倔，只要他认定的事，毫不渝改。事先生欣赏时先生洞察历史和预见未来的眼光。时先生对于事先生日日有其事的习惯，深表敬畏。二位先生不相轻而相重的品格，为我感佩。他们颠沛相扶，既有其规模，又备其精审，成为中国文化的擎天砥柱。
事先生自生之日起，无论公志，还是私谊，总是事不离身，少有闲置时光。社会演变，各种的事，渐次多了起来，事先生简易，不取其繁冗。事之馀，编了好多口诀，归纳做事的道和事自身的理。这些事，因战争或自然的迁移，历时久远，后来大多数荒芜烟渺，人少问津。至于留下的装满一屋子的一堆堆的“理”，却消费着成千上万人的脑子，自宋以降的读书人基本上全给搭进去了，逐年往月生产随处可拾的“理”之“果子”，子子孙孙，无穷尽了。至今，我们的国人，有不少是靠这些“果子”过日子。
一事未毕，一事将起。这期间，事先生总是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什么仁义礼智呀，什么生产方式的转变呀，创先进，讲一流的呀，什么“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呀，大而无外，小而无内，无所不有，无有不极其详者。他只管着做事，凡能调动人的力量，利于高扬人的主体性的事，概不辞其劳苦，虽墨子再世，亦无异议，虽荀卿任事，自无多让。时先生不惟遵循“传男不传女”的古训，而且一百年中，步武时先生之迹象者，仅其一、二人而已。故而时先生常三缄其口，至于著书立说，皓首穷经，这样的既不得古之大谊，往乱天下耳目的劳作，时先生早早地从事先生的事务簿里给撇了下来。自此而后，事先生标举学问这一支的徒子徒孙们，没有了口粮，只好改行。
多少年过去了。事先生胖而有力，矮而愈壮；而时先生清颀依旧，矍铄有神，令人尤感欣喜。至于两位先生的丰功伟绩，包括后人继承、批判与发展他们的精神遗产，不消说，是倒在其次的了。
以前，两位先生从不关心我的私事。这次蒙先生的抬举，提了不少有关我前途的法子儿，还有质疑，我一一记入了日记里。时先生说，时间真快，磬如君亦三十有六年了。事先生说，你不是关机，就是没人接话，真是忙的啊！不少是这类琐碎的日常话。我感到自己并没有被历史所遗忘；激动外，又增了几分前进的力量和力排众议、乘风破浪的勇气。
《极权主义的起源》作者汉娜·阿伦特
HannahArendt，年10月—年12月
事先生是革命时代退役下来的儒者，经历过风浪，像是陈年老酒，越喝越有味道。惠及所讲，如沐春风。他的喋喋不休，语重深长，都可作庄子的“重言”。“以前是革命，现在是改革，改革也是革命。”时先生概括地说，“革命年年要，改革日日有”。革（相当于《庄子》的“化”）的不是人的命，而是物的命；改的不是时的命，而是事的命。具体而微，是要涤荡幸福岁月的旧观念。那百年以前讨论旧道德与新科学，有所谓“德先生”与“赛先生”者，在时先生看来，差不多已属过往了。
事先生教给我最多的是――劳作。我的祖上，一排数下来，都是务农。祖父这辈，念了些旧式的学问，所以我们几个也跟着随了福，多读了几年、十几年至二十年不等的书。不过，回乡家居，父母指望着我们劳动，人多手脚快，团结力量大。在他们的年代，劳动就是一切。劳动可以换上很多东西，最要紧的是，有一副有力气的身体。省下治病的钱，为我盖房娶媳，大概是广大乡村里最老实的做法。堂妹几个也学着一样地怨着，哥哥那也真是的，眼睛读坏了，如何是好。“犁田不行，砍柴不行，炒菜做饭也不行。没书教了，活门难寻，死路一条！”父母劝我多听听事先生的教诲。我默然，也不再顶嘴了。
做学问，多读几本书，事先生对此是表扬的。因为撰文著述，一样是劳作，凡有劳作都是正事。事先生看不起的，只是懒汉和坏民风、隳人德的二流子、扒手、地头蛇、假道学与伪君子。时先生这里，则从不含糊，一是一，二是二，清清楚楚。如晴朗无云，飞机上看群山，恍然一条条、直落落的坟墓。
江西巡抚临桂陈宏谋号榕门
（-）与他的《五种遗规》
时先生既辨真伪，又辨时势；既谴居高位者，又责之于百姓；古今要辨，道德要辨，风俗要辨，主义要辨。辨多了，事先生难免觉得，是跟他对着干的意思。我也常听到二先生同在屋檐下碰过嘴，不欢而散。这回谈到学问的事，时先生真是上了年纪，弯着清瘦的长腰，一副老花镜，还非得要看个究竟。
与时先生相像的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
时先生的法子并不复杂。譬如说，留出空来，观天象，察人事，欣赏自然。单说这人间芳菲的四月吧，他劝我多看些世界的花木，池畔的春水。时先生赞同我以诗的方式记录花潮的起落，连同这晚春的日暮，还迫不及待地要分享我的落花般的诗。然而他是不情愿看到，因了花的诗，让我落入清苦的人间诗人一路的局面。
时先生确实生了不少事，比如在破落的家世中寻找新的族望，将玲珑剔透的石块雕饰成秦汉时期的人像，试图在尘封已久的密密麻麻的档案中踏出一条教育的道来，道上的人皆以为这是“吃人”，而时先生却理解是育人的上等方子。时先生常常无事找事，有事无事，无即其有，有若其无。倘若在客栈，时先生也要让书桌、烟缸、青灯、稿纸，淡却成一种清闲的格调。事先生也能闲着，忙里偷闲，等闲任事，他“闲”是闲在一个实实在在在的“物”上，不是闲了之后，什么都没有。打*子，胜利了，高歌凯旋，一路春风马蹄轻。忙活了一天，无文士之雍容与幽默，酣酣地睡一觉，这样的闲情逸致，最为事先生赏识。因为它给人愉快和休憩，是在蕴积力量，不是抚慰与麻痹，是再次劳作和战斗之前的准备，终归要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来。从事先生这里，很可以说明——时先生是讨厌玄言清议之辈，至于晚明的风情、各种遗老遗少之流，连同嗟叹与涵咏“何时归看浙江潮”、“春风沉醉的晚上”的诗人，一同要遭到他的斥责。好将王道与仙道挂在嘴边的儒生与方士，口不离三代的大人先生，讴歌三民主义而周游列国的人，好华夷之辨、王霸之辨者，连同假道家，虚设天道的物理者，也都为时先生所不齿。
听先前的人说，时先生和事先生并不爱惜鲁迅，更不必说是皇古的庄子。自不垂怜孔子，至于韩文公、范文正公、欧阳文忠公、曾文正公，这样那样的“公”，他们也觉得是累赘，是“土苴”。我不认同二先生关于虚无主义或坚壁清野的做法。先生以为磬如君也狂，磬如君也狷。出于尊敬，我三缄其口。二先生要做怒涛中的小舟，耸立于风沙中的恩塔，做时代的风标，作神州袖手的旗手，两千年以前，这些早在先生事业中已应验的例证轮回复初，始卒若环。我真不知道两位先生的源自何在，又归墟何方？事先生的劳作精神，能感动日不落的太阳帝国么？
（湖南平江方授楚著《墨学源流》）
人们也知道，两位先生在近一百年里，准确说是近二十年里，是不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