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收到母亲寄来的手风琴的时候，也接到了母亲的死讯。
那是一个清冷的秋日，风儿把窑顶杜梨树的叶子吹落，铺满了院子。林望着东北方，禁不住泪流满面。对于母亲的死，林并非没有思想准备，因为母亲已经在床上躺了好几年，沉疴日甚一日，医生都说，她支撑不了多久了。令林伤心的是，母亲是在孤独中死去，他没能床前尽孝，陪伴母亲走完她人生最后的旅程。
打开捆扎得结结实实的包裹，那个硬壳的黑箱子里，是一台崭新的贝司手风琴，白色的键盘如象牙般的润泽，紫红色赛璐珞的琴箱发出柔和的光，林猜想，那一定是母亲抚摸过的。他摸着这架琴，仿佛能触到母亲的手。
这正是林无数次在梦中想要得到的琴，平日里，林只能在锄把上敲击着手指，想象自己伸展双臂拉琴的样子。可如今面对着这架真正的琴，林却连试一下的心情都没有了。
因为，林从来就没有向母亲提到过想要一架琴。他知道家里的困境，更知道，提到琴，母亲会伤心。所以，长期以来，他把对音乐的喜爱，深深地埋藏在心里，从不在母亲面前吐露一个字。在北京时，他跟一位退休的音乐教师学手风琴，都是瞒着母亲，也不许妹妹说出去。
他不明白，母亲何以看透了他的心，在她生命的最后一刻，用几近衰竭的微力，了却了儿子的心愿。
林带着妹妹奔回北京，回到什剎海边上的小院，从田姨的手上，接过母亲那冰冷的骨灰盒。田姨是位善心的邻居，林和妹妹插队走后，就是她一直在照料着母亲。
打开母亲居住的小屋，林久久地坐在床边，凝视着曾经熟悉的一切。母亲生前好点香，她说馨香能使人心静，而林觉得主要是为了趋避屋里的潮气。现在虽然没有了轻烟，林似乎还能嗅到那淡淡的香，好像母亲衣服的味道。室内依然很整洁，保持着母亲在时的样子。只是那个掉了漆的书桌上，没有了书报和眼镜。椅子紧贴桌洞放着，这也是母亲的习惯。她每次从书桌前起身，总要把椅子规规矩矩地放好，不能倚里歪斜的。母亲的床是林亲手搭的，有一只床脚朽了，还是林用椅子腿儿换上的。床上蒙着布单，平平的没有折皱，仿佛母亲刚刚铺好的。林用手轻轻地抚摸着床单，洗旧了的棉布柔软而松弛，好像还能感觉到一丝温暖。突然，林在枕边摸到了一个硬硬的东西，取出一看，原来是家里的相册。
这是家中旧物，林从小就见过的。相册有着厚厚的壳，上边压着凹凸不平的花纹。里面的张张照片，都用相角整齐地贴好，有的照片下面还写上了字。母亲临终前把它放在枕边，陪她走过了最后的时光。林仿佛能够看到，母亲倚靠在枕头上，就着台灯昏*的光，慢慢翻看它的样子。林明白母亲的心思，只有在这本相册里，还存在一个完整的家，有她已经逝去的丈夫，有远在千里之外的儿女。
相册里记载的，是一个曾经幸福的家。
林的父母，都毕业于辅仁大学，解放后，父亲在机关工作，母亲在一所中学里教数学。在林的记忆中，那时的家，平和而欢乐。父母都喜欢音乐，林还记得，家里有一台唱针的留声机，父亲买了不少黑色的唱片，所以，只要父母在家，屋里总是弥漫着轻柔的乐曲声。
父亲还会拉手风琴，在当时，手风琴对老百姓来说，还是个希罕物，但林的家里，就有一架，琴箱是黑色的，林小的时候，父亲曾把着他的小手，在琴键上摁，当乐声响起，林就乐不可支。父亲曾对母亲说，咱儿子天生就有音乐细胞。母亲还抱着林，参加过父亲和同事们的聚会，在公园的草坪上，大人们围坐了一圈儿，拍手唱歌，父亲则在中间站着，拉琴伴奏。林至今还有印象，父亲微微歪着头，双臂有力地摆动着，手指轻快地在琴键上跳动，林觉得，父亲的样子很帅。
这种记忆是短暂的，到了一九五七年，林又有了个妹妹。俗话说一男一女活神仙，还没等母亲乐出声来，风云突变，父亲成了右派。林那时年幼，搞不懂大人间的事，只是觉得，家里突然没有了朋友，没有了欢笑，也没了音乐。不久，父亲去了东北，从此，就再也没有回来。
家里一下就窘迫了许多，林和妹妹没有了糖果和小人书，每天的饭食中也多了粗粮。现在想起来，林认为母亲是刚强的，学校嫌她划不清界线，不让她教书，改在图书馆做管理员。林没有从她的嘴里听到过一句抱怨，在儿女面前，她依旧是一个文静慈祥的母亲。她也从不跟林讲父亲的事，就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似的，只不过，有一两次林在半夜醒来，发现母亲在偷偷地哭泣。她坐在桌前，身子遮住了台灯的光，林只能看到她黑乎乎的背影，但从她颤抖的肩头和极度压抑的哽咽声中，林感觉到她的悲痛。
那一夜之后，林觉得自己长大了许多，他开始主动帮母亲做事，学着做饭和洗衣服，还包下了接送妹妹上幼儿园的活儿。他有时故意做一些错事，让母亲借此发发脾气，舒缓一下她压抑的心情，哪怕听她吼一两声也好，可母亲没有，只是淡淡地说下次注意，就没了话。
林在惨淡的生活中慢慢长大，他懂事好学，考上了一流的中学，渐渐的，母亲脸上开始有了笑容，但没想到，一场无法躲避的大灾难又降临在这个贫弱的家庭身上。
文革骤起，造反有理的号召使神州大地都发了疯，人们被分成了红五类和黑五类，红的斗黑的成了天经地义的事。终于在有一天，造反的人拥进了林的家，翻了个底朝天，他们没有找到任何的罪证，但砸碎了父亲收藏的唱片，抢走了那架手风琴。后来，林在红卫兵的宣传队里，见到过那架琴。
从此，母亲就一病不起，医院检查出，已是癌症晚期。
文革搞了三年，伟大领袖突然发出到农村去的号召，同学们一批一批地走了。虽然林反复向学校和工宣队讲明自己家的困难，但去延安插队的布告上还是出现了他的名字。一个右派的儿子，在当时的情况下，几乎没有任何申辩的权力，工宣队甚至说，如果他抗拒上山下乡的话，押也要把他押去。
母亲平静地接受了这个事实，但她提出，要林把妹妹燕儿一同带走。燕儿才十二岁，连小学都没有毕业，让这么小的孩子去偏远的农村，在别的家庭是不可想象的。可林知道母亲的用意，也知道她是忍着多么巨大的痛苦才做出这样的决定。母亲已经想到了她的后事，她怕无依无靠的燕儿，在动荡的环境里，受到欺凌。只要能和哥哥在一起，哪怕远在天涯海角，哪怕吃糠咽菜，母亲也是放心的。
林答应了母亲的请求，也就承担了把燕儿抚养成人的责任。虽然他自己才不过十八岁，对未来还茫然无所知，但他明白，带领妹妹顽强的活下去，就是满足了母亲最大的心愿。
临别的时候，母亲挣扎着从床上支起身来，久久地抱着燕儿，理着她的头发，嘱咐她听哥哥的话。母亲没有再和林说什么，只是拉住他的手。母亲的手纤细而冰凉，轻轻地挨着他的手心，林感觉母亲是用尽了最后一点气力，来转达她的嘱托。告别了母亲，林又带着燕儿，双双跪在了田姨的面前，他知道，这一走，很可能再也见不到母亲，本来他应该做的事，就全都托给了这位与自己非亲非故的好心人。田姨没多少文化，可有着老百姓朴素的侠义，林一家的生离死别，就像刀子在戳自己的心，她毅然接下了这生死之托。想到此一去山高水长，未来的种种困难，都要靠两个即将成为孤儿的孩子自己承当，她强忍悲痛，拉起了兄妹俩，千叮咛万嘱咐，把他们送出了院门。
北京站内，送行的人哭翻了天。林和妹妹没人送，燕儿睁大了惊恐的眼睛，看着这一切。一路上，林既照顾着妹妹，又牵挂着母亲。到了村里，林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母亲写信，他不说这里的苦，只是询问母亲的病情。母亲的回信是田姨代写的，却也是少谈自己，多问他们。陕北偏僻，这信件一来一往，需要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母亲的噩耗，就是田姨的第十封信。
林翻着相册，里面的照片，都是他以前见过的，可不知为什么，林此刻却有了一种自惭形秽的感觉，照片中的父亲，穿着笔挺的西装，头发梳得整整齐齐，显得那样英俊帅气，看底下的文字，那是父亲大学刚毕业时所照。林虽然长得像父亲，可觉得自己和父亲却像两类人，他永远也不会有那样辉煌的时刻，不会像父亲那么有学问，那么多才多艺。看他自己的照片，塌着个腰，衣服总是皱皱巴巴的，关键是，他的眼神里没有了父亲的那种睿智和自信。他不明白，为什么父亲的这些优点在他身上却荡然无存。
林的目光，久久地停留在母亲的一张照片上，母亲身穿旗袍，手托下巴，倚在沙发椅上，她面带微笑，眼睛注视着前方。这照片如此的精细，以至于睫毛都能看清，摄影师很懂得用光的技巧，他把母亲身边的色调处理得较暗，那光集中在脸和手上，柔和而有层次。照片中的母亲，秀丽端庄，眼神澄澈如水，渗透着纯真与稚气。林印象中的母亲，是慈祥而柔弱的，可今天，林突然感觉到了母亲的美丽。他诧异，为什么自己以前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也许是和母亲太熟悉的缘故，只记得她那忧郁的神情。也许是他还不够了解母亲，忽略了她还有过如此阳光灿烂的时刻。这种美丽，不仅仅由于母亲的外表，还在于母亲的气质，那种书香养成的文雅。环顾四周，林觉得，世上再没有如母亲这般气质的女人了。面对母亲的美丽，林更感到命运对她的不公，天意还要怜幽草呢，为什么世间却容不下母亲这样的女人，让她丧夫别子，又饱受病痛的煎熬。
相册里没有一家四口的全家福，妹妹刚出生，父亲就走了，他们没来得及在一张照片里相聚，只有母亲搂着妹妹与林的合影，那是在文革前一个月时照的。
放下相册，林来到院中，天已擦黑，田姨家的窗户透出了暖*的灯光，燕儿早就被拉去吃饭了。院内的老槐树叶子已经掉光，密密麻麻的枝叉好像织成了一张黑网，把小院和天空隔绝开来，林感觉到憋闷。在陕北的土炕上，林经常会在梦中回到这个小院，推开那扇吱吱作响的院门，掀起北屋门上的竹帘，桌上那磕残了嘴的茶壶里，有母亲沏好的大叶茶。林从小就生活在这里，后海，银锭桥，钟鼓楼，记录了他童年的欢乐和忧愁。而今天，他却对这一切感到了陌生，没有了母亲，这里就好像全都变成了别人的风景。北京还会是他的家吗，他和妹妹从此就像那没有根的浮萍，不知将会漂向何方。
从田姨的口中，林知道了手风琴的来历。父母的几个大学同学，知道了母亲的情况，他们凑了四百块钱，送到了母亲的手上。这笔钱在当时不是个小数，几乎是中级职工一年的收入。林知道，母亲好强，虽然父亲去后，家中困难，她依然靠着自己微薄的工资，抚养两个儿女，从不去申请补助，而这次却破天荒地接受了同学的好意。田姨建议母亲用这笔钱买些贵重的针剂，好减缓她的病痛，母亲不愿意，她觉得自己时日无多，不必再糟蹋钱了。田姨又提出把钱给林和妹妹，贴补他们的生活，母亲也没说话。她最后请田姨的儿子帮忙，去买一架手风琴。田姨大惑不解，儿女连饭都吃不饱，花这么大的价钱，买个不能吃不能穿的东西干吗。但她还是让儿子把这事给办了。
田姨说，当母亲看到这架手风琴的时候，呆呆的竟半晌没说一句话，眼睛里浮出了泪花。
林在跟我讲述这一切的时候，语气平缓，但他细长的手指一直在膝盖上不停地敲着，我能感觉到他在尽量克制着情绪。林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他的个子高而瘦，气质文而弱，说话永远是慢条斯理，好像从来也没有急赤白脸的时候。能使我俩相交甚深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音乐。我其实对音乐并不在行，但他说，在一帮风风火火的同学中间，只有我乐感是最好的，承蒙他的夸奖，我也开始对音乐发烧起来。我们曾钻到他的小屋里，偷偷地听他父亲留下的老唱片，我们还试图创作歌曲，我写词，他作曲，但忙活了一阵，最终不了了之。
来到陕北插队，林和我不在一个村，相隔有二十里路，偶尔见面，他却和我大谈《三十里铺》的调式，而我在当时，更关心的还是他和妹妹的生活。他说，同队的知青和老乡都很照顾他们，从不要燕儿去干活，也不计较她还要占一份口粮，因为大家都把她当成自己的妹妹。
正说着，窑洞的门被踢开了，燕儿像个鸟似的飞了进来，头上淌着汗，小脸红扑扑的，顾不上和我们说话，先扑到水缸前，用马勺舀起水咕咚咕咚灌了几大口，然后和我打了个招呼，冲着她哥喊道，我和海娃他们看小羊羔去！说罢，一溜烟地跑了。她声音脆得像铃铛，跑出好远还有笑声传过来。
林苦笑了一下对我说，少年不识愁滋味啊，她的适应能力比我强得多。在燕儿眼里，陕北的一切都是新鲜有趣的。到了乡下，没了学上，燕儿就像脱了缰的马，成天跟村里的孩子们滚在一起，赶羊拾草，玩得高兴。我正发愁，这样下去怎么得了，总得学点东西才好。
我说，燕儿嗓子这么好，你现在又有了琴，可以让她学习唱歌，将来能混到哪个宣传队里也不错。林说他也有这个打算，就不知燕儿愿意不愿意。
应我的要求，林拉起了母亲寄来的琴，刚一摁键我就听出，他拉的是内蒙古民歌《嘎达梅林》，随着风箱的开合，小小的窑洞里顿时充盈了琴声。这首民歌我们都很熟悉，只不过，那悲壮而苍凉的旋律，此时却被他拉出了辛酸和哀伤。有几个音错了，节奏上也有点磕磕拌拌，林放下琴抱歉地说，久不拉琴，手指都硬了。
不久之后，我就离开了农村，又几经迁徙，渐渐的和林失去了联系，不知他去了哪里，也不知他对燕儿的培训计划施展得如何。
等我再次见到林，已经是三十年后了。我搬家到了离玉渊潭不远的地方，每逢周末，总爱来这里散步。这个公园，好像是老百姓从事业余爱好的大本营，练歌的，学舞的，唱戏的，健身的，各有各的团体，谁也不妨碍谁。在这里，人们可以放下架子，摘掉面具，尽情地抒发自己的情感，即便唱得不好，也没人会笑话，当然，也真有唱得好的，赢得一片喝彩。
我就是在喝彩声中见到了林。
那天我在湖边踱步，远远地听见有个女高音和着手风琴的伴奏在唱，曲目居然是“帕米尔，我的家乡多么美”。常听歌的人都知道，这是首难度很大的歌曲，经常被专业歌手用来显示自己的水平，没点基础的人是拿不下来的。而这个女高音却敢在湖边放歌，想必是有些实力的。仔细听来，她音色圆润，气息和声音控制得当，对细节的处理也还到位，颇有些受过正规训练的味道。尤其是最后的高音海C，不仅一贯到底，还显得游刃有余。这在玉渊潭的歌手里边，绝对是少见的。那手风琴的伴奏也很有水平，将前三后四的手鼓节奏表现得淋漓尽致。
我寻着声音走过去，见岸边垂杨柳下，围着一圈人，探进头去瞧，唱歌的是一位中年女士，胖胖的，红扑扑的脸，也许是唱得用力，额头上淌出了汗珠。中间坐着拉琴的，面前支着谱架，我看这人，不正是林吗！
意外的相逢，自然是又惊又喜，林招呼刚才唱歌的中年女士道，燕儿，快过来，看看这是谁？燕儿奔过来，拉着我的手又蹦又跳，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倒把我弄得不好意思。
林让唱歌的人先休息一下，拉着我和燕儿坐到湖边的石阶上，在暂短的交谈中，我大致了解了他们的情况，离开农村后，林和燕儿也辗转了几个地方，在八十年代初才回到北京。林现在在一家企业的工会工作，燕儿在商场当售货员。虽然工作换了好几样，但对音乐的喜好却始终未改，目前，兄妹俩都是区工人合唱团的成员。他们有一批固定的歌友，几乎每个周末，都会到玉渊潭来，聚在一起唱歌。
看到等候的人有些着急，匆忙互换了地址，我便起身告辞。林坐到了谱架前，歌友们纷纷把自己要唱的曲谱放上去，林耐心地和他们商量用什么调唱，显得很是专业。
我退到圈外，远远地听他们的歌唱。夏日的微风，吹动着柳梢，湖面上，也不时传来人们的嘻笑声，这熙熙攘攘的环境，好像并不能影响歌手们的情绪，他们一首接一首地唱着，不管周围的游客去了又来。
我很羡慕这些湖畔歌手，喜欢他们自娱自乐的演唱状态，他们把蓝天大地当作舞台，把爱好当成歌唱的目的。这使我想起了*土高原上信天游的歌者，那随着风儿飘散到四野的歌声，有时身边没有一个听众，唱歌的人只为了向天地倾诉他们的欢乐与忧伤。也许，这样的状态，更接近艺术的本意。
林最终也没有成为音乐家，燕儿的好嗓子更多的是用在柜台的吆喝上，但这并不妨碍音乐成为他们生命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他们的生活，因音乐而变得充实和快乐。他们没有由于身份的不同，而对艺术产生疏远和自卑，艺术也因有他们这样的人存在，变得更有价值。我在猜想，当林和燕儿歌唱的时候，会不会想到母亲。但我知道，他们在艺术之路上坎坷前行的时候，孤单无助几经放弃的时候，一定是母亲给了他们坚持的动力。那样一个美丽而又贫弱的母亲，她没能留下钱财，去满足儿女的温饱，却留给了他们能够享用一生的精神财富。那架融入了母亲生命的手风琴，传递的不仅仅是音乐，更是对人生价值的期望。
母亲的心，海样深，谁能说得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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