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中出现了众多补药，也存在着对服用补药行为的反思。第四十五回宝钗关怀黛玉的一番话便是明证：人参、肉桂药性太热，燕窝却能滋阴补气[1]。药物与温补之间如何建立起逻辑关系，是本文的出发点。小小的几味补药在小说中所营造的叙事氛围引出的是一个关于清代补药知识在小说中艺术化呈现的有趣话题。
崔君沛绘《红楼梦人物图卷》
关于补药，古典医学界缺少清晰的界定。清代温病大家徐灵胎在《医学源流论》中指出：“古人病愈之后，即令食五谷以养之，则元气自复，无所谓补药也。”[2]当代名医干祖望的说法很有代表性：“补，是补充、补给、补缺、填补、修补之谓。……人身体里缺什么，就补什么。气虚补气，血虚补血，阳虚补阳，阴虚补阴，脾虚补脾，肾虚补肾。”[3]
由此可知，“补”本是一种治病用药的思路，位列中医“八法”之末。然而在清代尤其是《红楼梦》诞生的清中叶，由于特定的历史文化环境，许多医家用药偏重温补，尤其对于社会中上层的“富贵之人”。徐灵胎一针见血地认为“常服补药，以供劳心纵欲之资”。他定义下的“补药”，可以看作是通俗小说中滋助药产生的心理基础。
需要指出，《金瓶梅词话》《林兰香》等世情小说虽然出现了温补药物，但局限于药性本身做文章，而《红楼梦》将药性知识融入到小说情节之中，用小说家所掌握的药性知识结构情节、塑造人物，更重要的是利用明清时代人们赋予药性的想象隐喻人物的性格与气质，甚至囊括小说的整体意蕴。我们以小说文本对明清温补知识之加工为切入点。
一、补药、滋助药与虎狼药：温补风俗下的众声喧哗
温补风俗，是明清时代广泛流行的一种医药文化现象。明清医家在面对纷繁复杂病情时，由于用药思维定式与复杂的医患心理博弈，偏向于开出人参、肉桂一类温补药物为患者治疗。关于温补对明清社会生活所产生的影响，前人研究颇丰[4]。
笔者的讨论围绕温补风俗在清代的医学文献与文学作品中的差异化叙述而展开，力图描述一个众声喧哗的温补叙事场域，并在其中为《红楼梦》的补药叙事找到适宜的位置。
《吴氏医验录全集》
放眼清代的医家论补药，呈现出一种鲜明的两极化倾向：温病大家如吴有性、吴鞠通、徐灵胎等人反对滥用补药，批评当时社会上流行的“不怕病死，只怕虚死”的不正之风；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则是清初新安名医吴楚，他相信人参在“虚脱危殆”之时有“起死回生之功”[5]。
不止医家，清代最高统治者似乎也参与到补药的讨论中，康熙和乾隆两位皇帝都对滥用补药持否定态度。例如康熙帝关于曹寅患疟疾的朱批：“南方庸医，每每用补剂，而伤人者不计其数，须要小心。曹寅元肯吃人参，今得此病，亦是人参中来的。”[6]
乾隆帝《咏人参》诗也说：“善补补人常受误”[7]。在社会大众眼中，对补药也存在着警惕的声音：袁枚《子不语》记载友人魏梦龙的**向沈辛田陈述自己死因，特地“提笔将‘人参不可轻服’数字旁加密圈”[8]。小说借助神怪叙事彰显出人参一类补药可以致人死命的民间诊疗记忆。
事实上，清代医药叙事中无论是补药药性本身，还是补药害人机制，以至于补药风俗和隐喻意义，都能够找到截然相反的论述。这涉及到温补风俗与小说叙事之间的参差离合。丰富的清代补药论述为我们廓清清代温补文化的脉络，进而探索《红楼梦》补药叙事寓意提供了可能。
高马得绘红楼人物
《红楼梦》的补药叙事绝非一空依傍，而是渊源有自地从一般的社会补药认知中逐步脱化、演生而来。与其说《红楼梦》的补药叙事诞生于清代温补文化的影响之下，不如更准确地说小说的补药描写恰好孕育于清代温补争议的医药文化氛围之中。话语竞逐与争议纷繁恰好使得小说叙述者有能力超脱于原生而具体的医药知识之上，施展其如花妙笔，以补药知识为塑造人物与结构故事服务。
如果将视野从古典医学视角切换至小说史内部，我们同样可以发现一个众声喧哗的叙述场：《红楼梦》的叙述者扬弃了《金瓶梅词话》《林兰香》等前代世情小说中补药的狎邪属性，将猎奇式地状写胡僧药的功用升华成为刻画人物形象、推进情节发展的人参养荣丸等补药笔墨。
《金瓶梅词话》第四十九回写西门庆在永福寺偶遇胡僧“施药济人”，于是求“滋补的药儿”[9]。小说后续情节还反复描摹胡僧药的神奇效验，然而自始至终不肯出现胡僧药的具体配方，显得具有浓烈的神秘气息，但也吊足了读者的胃口。
与之相类比，清初小说《林兰香》第十回描写茅大刚的“为色伤生”，出现了滋助药配方：“那酒是用兔脑、天灵盖、密蒙花等物泡好”。随缘下士的评点曰：“迷人药也”[10]。迷人药，描摹了滋助药在世情小说中的主要面相。
值得